王圆箓虽第一个发现莫高窟，但应为文物流失负很大责任

敦煌莫高窟曾经辉煌一时，后来却突然陷入沉寂，被人们遗忘。那么，后来又是谁再次发现了莫高窟。发现以后，他是怎么对待莫高窟的呢？

这个重新发现莫高窟的人，是一个道士，他叫王圆箓。

因为余秋雨写过一篇《道士塔》，这个王圆箓变得臭名昭著。但实际上，王圆箓曾多次呼吁政府保护莫高窟，甚至还试图给慈禧写信。但为什么最后，他却成了盗卖国宝最起劲的人呢？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出身贫苦农家，家里一贫如洗，衣食无着。为谋生计，王圆箓外出四方游走。

大约在光绪元年（1875年）后的某一年，王圆箓辗转来到甘肃肃州当兵。当时的肃州，正是甘肃的道教活动中心，当地的道士喜欢在兵营中传播教义。

也就是在这短暂的当兵过程中，王圆箓接触到了道教教义，并皈依了道教。从兵营出来后，王圆箓就成为了一名云游四方的道士。

大约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年近不惑的王圆箓来到敦煌莫高窟，感叹此地不愧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遂决定在此定居。

看到残破的莫高窟无人看管，一片荒芜，正在遭受着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王圆箓心中感慨良多，决定以一己之力，将莫高窟保护下来。

起初，王圆箓居住在莫高窟第344号窟中，担当起了看守和修复莫高窟的重任。他白天四处奔波，布道募化，省吃俭用，筹款修窟，清理洞窟积沙。晚上则甘于寂寞，供奉香火，与经书佛像为伴。

就这样，王圆箓甘当莫高窟的守护神，这一干就长达8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圆箓清理到了第16号洞窟，经过两年的艰辛努力后，他终于将这个洞窟内的积沙清理干净了。

6月22日，王圆箓偶然间在北侧窟壁上发现了一个复洞。打开洞门后，里面重重叠叠堆满了大量的文物。经过王圆箓的清点，这些文物包括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大约六万余件，涵盖中国佛教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王圆箓的墓志铭上，明确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箓发现这些巨量的历史文物后，庚即带上两卷经文，徒步近50里，向敦煌县令严泽报告了此事。但是，浅薄昏庸的严县令，不识得这些经书的珍贵，竟然将它们当作发黄的旧书，视而不见，一扔了之，草草打发了王圆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圆箓又向敦煌县令继任者汪宗翰报告了莫高窟发现珍贵文物的情况。汪宗翰抱着猎奇的心理，亲赴莫高窟视察。在大饱了一番眼福后，还顺手牵羊拿走了几卷经书。临走时只留下一句“王道士就地保存，好生看管”后，便再无音信。

王圆箓还是没死心，他又精心挑选了两箱经书，雇了一头毛驴儿，风餐露宿地赶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肃州，找到了道台廷栋。

但廷栋对经书内容一点都不感兴趣，翻来覆去地查看一番后，只得出了一个结论：经书上的书法还不错。

王圆箓在陷入困境后，曾提笔给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写了一封信。但由于敦煌落后闭塞，交通十分不便。直到最后，这封信都没能寄出去。

就这样，敦煌莫高窟里彰显着中华灿烂文化的国宝，竟遭到了清政府一众官员的全体漠视。

但有人却对这些珍贵文物趋之若鹜，不远千里而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听闻莫高窟发现价值连城的文物后，心急火燎地赶到了敦煌。以2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里，购走了200捆经书、24箱文书和5大箱绢画丝织物。7年后，斯坦因又一次以白菜价从敦煌带走了近600卷写本。

缺口一旦被打开，要再想堵住就困难了。此后，西方人蜂拥而至，加入了骗购和抢夺经书文物的行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500两白银，骗购了6000余卷写本和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几乎将其中的所有精华文物洗劫一空。

民国三年（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到敦煌搜刮了近两万余卷写本和百余幅绢画，还窃取了十余幅壁画和十余尊塑像。

民国十三年（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70两银子贿赂王圆箓，粘剥了12幅壁画，带走两尊唐代菩萨彩塑。

当政府终于对莫高窟的文物引起重视，下令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运往北京保存时。当初6万余件文物几乎已损失了80%，只剩下区区不到18箱。

更为可悲的是，在文物运送途中，几乎所有经手的官员都要雁过拔毛。抵达北京时，文物已寥寥无几。

王圆箓虽然在无意间发现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让中华文明光耀于世，但同时也对文物的流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