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的神话与真相：层累造成的一段历史

《大宪章》明确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出了统治的规则，阐述了初步的法治概念，确立了一些传之久远的基本原则。图为人们在英国伦敦观看具有800年历史的《大宪章》官方手抄本。 （人民视觉/图）

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素来在英语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备受推崇，诸如“英国法治里程碑”“自由的开端”这样的赞誉不绝于耳。18世纪的英国首相老皮特曾称《大宪章》为“英格兰宪法的圣经”。2015年《大宪章》颁布八百周年之际，英国人还将原件带到全世界巡回展示，诉说英伦“已有的辉煌与希望”（Land of Hope and Glory）。

但实际上，《大宪章》的接受史也不啻为“层累造成的一段历史”，回顾《大宪章》诞生的前前后后，置身于13世纪乃至17世纪以前的时空背景里，可知这份文件在当时既不特别也不重要。

首先，《大宪章》仅仅是王权、教权与贵族之间的博弈，与“民权”“民主”并无太大勾连。考量《大宪章》颁布时的“近代史”，英国刚刚经历了亨利二世与“狮心王”理查的统治，1170年贝克特大主教在坎特伯雷教堂被砍死的血腥，理查率领十字军远征的壮举，都还留在时人的记忆里。

1199年继承哥哥理查王位的“无地约翰”本就麻烦多多，他先是与父兄反目，然后又与宗教界作对，甚至在1209年被开除教籍。他作风蛮横，动辄排除异己，征税打仗。无论是主教还是贵族们，早就受够了。1214年约翰王在布汶战役中大败于法国人，就此点燃了大家的反叛怒火。心怀不满的贵族聚集起来，号召大家夺回“古老并已成为习俗的自由”。

1215年春天，贵族们在林肯郡集结，然后向南行进，一路收罗壮大，最终进入伦敦。伦敦失陷让约翰王倍感惊恐，他同意与贵族们和平交涉。6月中旬，双方在泰晤士河畔临近温莎的一片草地进行谈判，这里名为“兰尼米德”，最后双方签订了《大宪章》与一份措辞温和的和平宣言。

事实上，《大宪章》在当时仅仅是富裕贵族反对重税的抵抗，他们与国王的妥协也与劳苦的农民无关。如果要追溯英国乃至全球庶民权利的起源，1640年代英国内战期间的“平等派”才是比较合理的始祖。

第二，《大宪章》并非第一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法律文件。如前所述，1215年贵族所说的“古老自由”，就是1014年埃塞尔雷德二世与贵族主教们签署的契约，那项契约规定国王必须施行良善的统治。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诸王时代，贤人会议“维坦”也出现了“法律属于全体人民”的概念与实践，但当时的英格兰书契未兴，年代又太过久远，欧陆边陲的小小岛国也不会有什么比肩希腊罗马的制度遗产。

第三，《大宪章》并未带来贵族料想之中的和平。相反，它恰恰引发了新一轮的战争。背着压力签署《大宪章》的约翰王本就非心所愿，监督《大宪章》执行的议事会更是让他有如芒刺在背。1215年秋天《大宪章》墨迹未干，英国就再度爆发了内战。次年春天，法国人派兵援助英格兰贵族，这是对约翰王头几年里出兵法国的报复。1216年10月18日，这位作风桀骜的国王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最后，《大宪章》也不是最后一份调整国王与贵族之间关系的文件。约翰王驾崩以后，英格兰政局混乱了一段时间。各派势力又陆续签署了《1216年宪章》，1217年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1225年宪章》，这些宪章都在《大宪章》基础上增减损益。《大宪章》屡屡“重新颁布”也反映出英格兰仍然混乱的政局，并不是一纸文件可以就此稳定的。

英格兰的“古老自由”与“法治”，更是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走过了蜿蜒曲折乃至崎岖坎坷的道路，历经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与17世纪革命的反复考验，中间不乏走入绝境的窘迫。一代代作风剽悍不亚于约翰王的君主，也不甘于被夺走权力。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寸土不让的议会斗争与真刀真枪的武力抗命，《大宪章》的生命力又能存续多久。

不过，这一切都仍不妨碍《大宪章》的后世名声。毕竟，《大宪章》明确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出了统治的规则，阐述了初步的法治概念，确立了一些传之久远的基本原则，比如第39条：“除非得到法律审判，任何自由之人均不能以任何形式被抓捕、囚禁、剥夺财产、宣布非法或是流放”……

《大宪章》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里得到了一再确认，这就好比之后的里程碑重新确认了之前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英国近代以来凭借工业革命一跃成为第一强国，皇家海军纵横全球，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普通法秩序扩展到了全世界，这一切都回溯性地放大了《大宪章》的影响力，成为新旧大陆各民族争相效仿甚至讴歌的对象。即便时过境迁，1944年的英王乔治六世在遭遇丘吉尔反驳、行经兰尼米德时也不得不将胳膊伸出车窗之外，感叹“那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作者系译者、互联网从业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