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原型许云峰因无心之过酿成大祸
《红岩》原型许云峰因无心之过酿成大祸
1948年2月，因《挺进报》事件而被捕的许建业，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运的书记，他就是《红岩》的原型许云峰，因为他的无心之过，重庆地下党组织惨遭灭顶之灾。
许云峰（左二）
事情的起因是由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左倾”盲动路线引发的。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
一时间，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陷入了低潮。
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作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的《挺进报》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
《挺进报》
1948年2月28日上午，一封特别注明“亲启”的信件出现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在办公桌上。他随意拆开，不料里面掉出来的竟是一份《挺进报》，用油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让他目瞪口呆：“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几天自己的下属还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
他怒火中烧，当即电话召来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徐远举。
徐远举
朱绍良一见到徐远举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地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务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说着，朱绍良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指令，指令由徐远举牵头，统一协调军、警、宪、特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从《挺进报》入手，务必将《挺进报》摧毁，彻底打掉中共重庆地下党。
有了尚方宝剑，徐远举又承诺重奖。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首先撕开口子的是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组长李克昌。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此人极善伪装、工于心计、善于打入内线。
李克昌手下8名组员、14名利用员（即眼线），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
1947年8月里的一天，李克昌接到利用员、草堂学校学生姚仿恒密报：“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带有许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此人谈话中对政府极其不满，估计是共党分子。”
李克昌马上派特务曾纪纲以失业青年面目认识了陈柏林。
曾纪纲认识陈柏林后，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向陈推心置腹交谈，不断发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陈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曾纪纲有相见恨晚之感，表现出极大的信任。
没过多久，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年仅18岁的陈柏林开始对曾纪纲吐露真情了，包括《挺进报》的内情以及负责组稿、印刷、传送的顾先生、向先生。
4月1日中午，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先后被捕。
陈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在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11·27”大屠杀纪念碑
顾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又名任达伦。抗战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成为李克昌的利用员，由于成绩平平，被李疏远。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保存的B类档136卷中有徐远举解放后的交待：
“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待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
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
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间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任达哉被捕后受不了残酷的折磨，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同时，还交待了4月4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4月4日下午，杨清逮捕。
化名杨清的许建业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
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其实，特务并不知道许建业的职业、住址，如果他坚持不说，或者什么都不做，线索就此中断，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审讯室
特务工作干长了，都会“读心术”。善于察言观色的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从许建业脸上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
他主动接近许建业，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便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悄悄拆阅，心里打起了小九九：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当时物价飞涨，4000万法币约合如今人民币1000元），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后来他交待：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
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
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
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
刘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
此时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急中生智，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
曾庆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给老子滚出去！”涂绪勋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捕后，徐远举亲自审问。他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他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而刘国定此举实是想丢卒保车。
徐远举被蒙蔽，当晚便没有深究，叫他写《自白书》。
刘国定实际上是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由刘国定带路，特务直扑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量平（李忠良的父亲）。
李忠良被捕后，经刘国定对质，身份无法再隐瞒，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国誌并由刘国誌介绍入党。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死心塌地充当鹰犬，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后被捕，1951年2月5日，被判处死刑。
徐远举很快将余永安密捕，突击行刑后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还供出本月15日，老张要来找他取钱。
但是，15日这一天老张并没有来找余永安。17日一早，特务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迎面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永安点头向特务示意，众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
老张被捕后，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出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同时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誌及其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因其不是党员，没有以叛徒论处，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最初他想以沉默来反抗，几个特务把他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他痛得大声惨叫，仍不承认是“市委书记”，可是，当他看到特务们把烙铁烧红，要往他身上按时，他吓坏了，大叫道：“不要烫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誌、李文祥等130多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
李文祥被捕后，任凭特务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
当徐远举用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徐远举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监狱
在狱中李文祥与陈然同囚一室，他同样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却放心不下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妻子熊泳晖。
渣滓洞监狱
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突然哭了，感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脆弱，熊泳晖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害怕！
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陈然讲：“我入党已经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我能做到，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准备。可是，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了……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
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徐远举掌握了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不仅指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仍然定期派特务押他到渣滓洞与熊泳晖见面，而且有意地安排他俩过夫妻生活。
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离开白公馆前，陆景清把李文祥叫到办公室去，恶狠狠对他说道：“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点用处。”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的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
回到白公馆，他对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陈然大吃一惊，竭力阻止他，并告诉他这不过是敌人的阴谋，甚至威胁他：“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我死了对革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庆的地下组织基本上完了，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四个孩子打算了！”
1948年12月22日，已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其中6人殉难。
李文祥也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李文祥被判处死刑。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据统计，在这次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133人被捕，55人被杀害。
《挺进报》事件给重庆地下党造成的灾难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年后，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一针见血地总结道：
“左倾盲动主义带来的危害极大，进步人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牺牲，当地群众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员和游击队员不能在当地立足。因起义失败，华蓥山区群众逃往重庆及其他地方避难的人不少。在城市工作方面，也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突出的例子便是重庆地下党出的《挺进报》，在重庆到处乱投乱发，有的张贴在街上，甚至把报纸寄给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绍良，因而引起敌人的重视，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限期破案。由于《挺进报》事件，导致重庆市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惨痛的后果。”
而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密切合作，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
进入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李克昌作为潜伏组组长留在了重庆，曾纪纲也随他前往，继续进行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9月25日，李克昌被万县市公安局逮捕，1951年春，未等宣判大会召开，李克昌就在川东公安厅北碚看守所牢房中主动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两名大叛徒的命运也与李克昌无异。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家中匿居。12月18日，冉益智外出，不料碰见了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正苦找不到将功赎罪的机会，见了冉益智大喜，立即冲上前去将冉益智紧紧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
在群众的帮助下，李修凯把冉益智扭送到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关押。结果，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留言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
1950年1月16日，已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
《红岩》
在《红岩》作者罗广斌的眼中许建业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许建业因为无心之过，使重庆党组织惨遭灭顶之灾。但即使有过错，仍然掩盖不了英雄的光辉。#头条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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