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南京老牌坊知多少

1908年，两江总督署衙“西辕门”和“三省钧衡”牌楼。

清末夫子庙“天下文枢”木牌坊。

1944年位于汉西门外，“民不能忘”牌坊，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清末，为纪念刘坤一建在金陵关的“恩隆五至”牌坊。

清朝天宫“道贯古今”坊，位于朝天宫。

清湖南会馆牌楼，位于中华门钓鱼台，建于清同治年间。今已不存。

民国年间，门西鸣羊街胡家花园旁的孝子坊。

明清之际的南京，牌坊林立。经历数百年风风雨雨，少数得以幸运留存，如：明孝陵下马坊；朝天宫德配天地坊、道贯古今坊；邓府山石刻园藏明代周瑄墓牌坊；雨花台区花神庙刘智墓牌坊；谭延闿墓前清代牌坊等。

有些牌坊虽然消失，但转化成了地名而得以存在，如：大功坊、百猫坊、花牌楼、三牌楼、四牌楼等，作为地名，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而更多的牌坊，则消失殆尽。

明代徐达大功坊、常遇春花牌楼最有名

徐达的大功坊和常遇春的花牌楼，被甘熙誉为“伟绩雄勋，此为最著”。大功坊，原位于吴王府前的关帝庙旧址（旧称顾楼，今瞻园路）上，据《南京都察院志》记载，大功坊牌坊有两座，由工部造，是为了表彰徐达的丰功伟绩而建的气势宏伟的牌坊，后来此地就称为大功坊；胡任舆是清康熙年间的状元，上元（今南京）人，他的“状元坊”，是用香楠木建造的，用甘熙的话讲“极为宏壮，二百年来犹存。”单牌楼、三牌楼、四牌楼、土街口芦政牌楼、汉西门牌楼、新桥牌楼，甘熙直接说它们是“徒有其名而无实”。较为可惜的是，利涉桥“桃叶渡”三字牌楼和镇淮桥“巷舞衢歌”四字牌楼，均被大火烧毁。还有内桥“界碑牌坊”，作为江宁县和上元县的分界标志，到了嘉庆年间被毁。

“花牌楼：常府西牌楼也，一名雍睦里，道光中，李太守璋煜以其守更严肃，改是名。”这段话的意思是，花牌楼本来是常府的西牌楼。常府，也就是明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府邸，这里的地名原叫雍睦里。清道光年间，李璋煜太守改名为花牌楼。同治《上江两县志》的记载，为我们解释了花牌楼的来历。

三牌楼位于鼓楼北，从顾炎武《肇域志》中“南都大市……自三山街至斗门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的描述可知，在明代，三牌楼一带，不仅有牌楼，而且因牌楼的存在，形成了较大的集市。

南京城内十庙有“英灵坊”。十庙，位于北极阁南侧，作为地名，民国时期尚存，它是包括历代帝王庙、功臣庙等在内的十多座庙的简称，建有英灵坊。

晚清纪念曾国藩、刘坤一牌坊最雄伟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为玄武湖修复了湖神庙、湖心亭、大侧楼、观音阁、赏荷厅等，并在玄武湖的十里长堤上，建有“杨柳楼台”牌坊，使得玄武湖恢复了往昔的风采。后来牌坊被毁，张之洞又重建牌坊，曰“初日芙蓉”。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南京城内建起了曾公祠，莫愁湖建有曾公阁。即便如此，感觉还是缺少了什么，于是在汉西门外，建起了一座“民不能忘”牌坊，上书“赠太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遗爱之坊”。现在这座牌坊的部分构件，仍保存于莫愁湖公园内。

值得一提的是，据《南京小志》记载，夫子庙曾建有曾国藩题写的“德配天地 道冠古今”东西牌坊。而朝天宫“德配天地道贯古今”东西牌坊，则是清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饬道员桂嵩庆续造的，《南京小志》对此牌坊有描述：“东西两坊，额曰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并曾国藩书。”也就是说，重修牌坊时，集曾国藩的题字。

清末的下关，热闹非凡。这里也曾有一座“恩隆五至”坊，是为了纪念两江总督刘坤一而建的。刘坤一五至南京留许多政绩。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南京百姓感恩他的功绩，在下关长江边立坊纪念，“恩隆五至”四个字由何诗荪书写。

“天下文枢”夫子庙曾经的牌坊群

明清的时候，夫子庙的牌坊群气势恢宏，目不暇接。“天下文枢”坊，旧为金坛人王澍书，后来被毁，邑人陈鸣玉又书。清同治九年（1870），由马端敏饬道员桂嵩庆监造，换成了邑人端木埰书坊。“东南第一学”坊，坊额原为秦大士书，清同治九年（1870），由马端敏饬道员桂嵩庆监造。明远楼东、西侧原有木牌坊，榜曰：“旁求俊乂，登进贤良”，由程恩泽书。重建时，由曾国藩书，榜曰：“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明远楼的大门外，还有“辟门吁俊”牌坊，程恩泽书。另外，夫子庙还有朱文公书写的“泮宫”牌坊。

“寿及百龄称人瑞”，嘉庆年间，剪子巷的龚姓老人，曾经旌表建“百岁坊”；东瓜市附近有一座百岁坊；七家湾崔筠谷之妻黄氏，活了106岁，也旌表建起了“百岁坊”。

城内还有两座孝子坊，一座是为愚园主人胡恩燮所立，位于门西，民国时尚存。另一座在磊功巷，建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载：“国朝郭孝子鸿居此，有坊曰：孝子坊。”

纂修于明天启年间的《南京都察院志》，对南京城内牌坊的名称、地点及建造单位等信息，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该志记载的牌坊有：大中桥牌坊一座，工部盖造；羽林右卫仓前牌坊一座；大功坊牌坊两座，国初赐魏国公宅，工部造；顾尚书牌坊一座；钞库街牌坊两座，工部造；余榜眼牌坊一座；大中街牌坊一座，工部盖造；三山街牌坊，工部盖造；许会元牌坊一座；朝天宫牌坊一座，工部盖造；表忠坊牌坊一座，工部盖造；武学牌坊一座，工部盖造；骁骑仓牌坊一座；泮宫牌坊一座并东西牌坊二座；天下文枢牌坊一座；太仓牌坊一座；贡院前牌坊三座；淮清桥饭堂牌坊一座，工部造；供应机房牌坊一座，工部造；督学察院牌坊二座；翔鸾牌坊一座；应天府前牌坊二座；英灵坊一座；国子监牌坊三座；成贤街牌坊一座；通贤桥牌坊一座；督储牌坊一座。《南京都察院志》还记录下已经消失的牌坊名称：“原有牌坊，而今废者，俗名：三牌楼；四牌楼；单牌楼；小四牌楼；大市桥牌坊；竹桥牌坊；广洋卫牌坊四座；江阴卫菜市牌坊一座，以上尽废”，这是十一座已经消失的牌坊。

南京城内除上述牌坊外，在鼎新桥还有“建安坊”；武定桥附近，有梁材“尚书坊”和邢一凤的“及第坊”；驯象门内有王以旗“太保尚书坊”；许家巷有许谷的“会元坊”；彩霞街有一座明功臣俞通海府第前的大名鼎鼎的百猫坊；原位于鸡笼山下的上元节孝祠和位于雨花台的江宁节孝祠，都建有牌坊。而中华门钓鱼台，则有建于清同治年间的湖南会馆牌楼。两江总督署还有东、西辕门和三省钧衡牌楼。

城外及郊县明清两朝各类牌坊巡礼

城内牌坊鳞次栉比，城外的牌坊也是毫不逊色。栖霞区的龙潭街道，明代时有七座牌坊，其中两座进士坊、三座举人坊、一座贞节坊和一座墓前牌坊。进士坊分别是赵钦进士坊和杨钺进士坊；举人坊有：朱珉举人坊、苏润举人坊和李澄举人坊。贞节坊则是为郑孔嘉的妻子仇氏所立。在明代，龙潭还有嘉靖二十六年（1547）状元李春芳父亲李镗的墓前牌坊一座。

栖霞区的尧化街道，曾有一座贵为帝师的名叫秦承业的墓前牌坊，他是清代状元秦大士之子，又是道光皇帝的老师，上世纪50年代牌坊尚存。栖霞区的燕子矶街道，清代有一座关帝庙，建有石牌坊。康熙名臣熊赐履曾撰写“正气长存”匾额，并撰写了一副“网维古今寻常事，撑住乾坤方寸心”牌坊对联。而在栖霞区栖霞街道的石埠桥，清代曾有一座贞节牌坊，民国时期尚存。翻阅甘熙《白下琐言》得知，栖霞区的迈皋桥街道，在清乾隆年间，曾为百岁冯姓老人，建起了一座百岁坊。这座百岁坊，民国时期不同的南京地图上均有标注。1958年时，迈皋桥街上一位居民曾在牌坊前留影。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迈皋桥百岁坊照片，十分珍贵。

徐达在城内有大功坊，在蒋王庙的墓地，同治六年（1867）时，江宁藩署孙衣言捐资，由上元县程遵道修墓门建石坊。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留存名胜古迹摇旗呐喊的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还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已经消失了的牌坊影像资料。这其中就包括：在牛首山北高家库的明守备南京司礼太监郑强墓牌坊；在中华门外岩山静明寺前的明代南宁侯毛胜墓牌坊；在中华门外岩山北麓的明荣禄大夫少保吏部尚书倪岳墓牌坊等。

明清之际，离南京城较远的县城，牌坊的数量也不少。清代的《溧水县志》里，我们可检索到“康熙八年重建，乾隆年间重修的敬安、诚求二坊”等，十多座消失的牌坊名录；清代《高淳县志》里，则有“乾隆六十年，为王言海妻孔氏百岁奉旨建坊”等20余座已经消亡的牌坊记录；同样在清代《六合县志》中，也有“同治十年八月建坊”的零星记载。而由侯宗海、夏锡宝编纂的《江浦埤乘》，更是不惜笔墨，写下了建于明代和清代，后又毁于战火的30余座牌坊的名称。粗略统计，明清时期南京的牌坊，共有100多座，十分壮观。琳琅满目的明清牌坊，如今却是稀罕之物。作为我国传统建筑之一，牌坊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里。沉寂多年之后，牌坊在现代城市建设中东山再起，成为一些场所的画龙点睛之作。

张智峰（南京文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