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禁欲主义:梅毒是一种惩罚;中国古代禁欲主义:肾亏肾虚
西方禁欲主义:梅毒是一种惩罚;中国古代禁欲主义:肾亏肾虚
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这本书刚一发行就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严厉打击,并快速焚烧了1000多本。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在之后的十年里,《尤利西斯》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地下神作。

乔伊斯
乔伊斯和他的读者们正在对抗一群毫无趣味的“禁欲主义者”,先后从法律和艺术的角度,驳倒那些认为性是可耻的禁欲主义者。最乔伊斯们获胜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人有关性的观念,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现在,禁欲主义者被认为是无聊的。
在欧洲本来就有禁欲的传统,尤其是在中世纪,一切和性有关的,都被认为是邪恶的。
禁欲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芝诺。禁欲主义者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所为,性交是令人作呕、污秽和不体面的。

禁欲主义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禁欲主义在英国19世纪仍然是主流,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人记载了一些禁欲主义的行为:人们把钢琴的腿给包起来,吃鸡肉的时候不能说“腿”和“胸”,需要用“黑肉”和“白肉”进行代替;“怀孕”要拐弯抹角的说“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够脱衣就诊,只能够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一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还反对对梅毒的治疗和预防。就像现在人们对艾滋病一样,不是从疾病的治疗角度,而是从道德角度直接宣判患者“活该”和“去死吧”。
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充分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很难说一些狂热的人口控制论爱好者和禁欲主义者没有进行“深度合作”。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地球资源如此之少,而人口即将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有三个因素能控制人口爆炸:战争、饥荒和疾病。这三个因素称之为“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因为它们增加了死亡率。另一方面,马尔萨斯又提出了令欧洲人骄傲的理性控制措施,他称之为“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预防性抑制”通过计划生育和独身主义,来降低生育率。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禁欲主义来达到预防性抑制的好处,是再合理不过了。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期,欧洲众多牧师开始宣传性交会对身体造成消耗和损害。更有一些人认为,梅毒是上帝对性自由的惩罚。对梅毒的治疗也是十分恶毒的,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一直都是使用汞剂用于治疗梅毒的。直到医生们发现毒死的人比病死的还多,才终于放弃这种疗法。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则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比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在日本和中国,有大量直白描绘性活动的书籍和绘画,比如中国的《金瓶梅》《红楼梦》和日本的一些以邪媚为主题的浮世绘作品,看起来人们对性较少有罪恶感。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上面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
然而自古以来,在中国早就有一种潜伏的禁欲主义:中医。
而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性交过于频繁会导致“肾虚”,而“肾气”是人先天之本,如果性交频繁消耗太多“肾气”,就会让一个人生病。

不得不说,这种奇怪的医学观念,反而对统治阶层带来了便利,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这能够很好的进行“预防性抑制”(通过非战争、饥荒的行为来控制人口),从而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古代社会,维持正常的人口水平,减少因为人口膨胀带来的饥荒、战争出现。
当然了,中国古代的禁欲主义大多是出于世俗的缘由,而不像欧美是从宗教角度来进行谴责性行为。
【完】
关于禁欲主义与人口控制,尚且有很多可深入探讨的地方,留给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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