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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程萍在一所传媒类院校当老师。那时，她注意到有的学生上课时，会时不时用 “摇一摇”交友，他们还时常在社交平台上点赞、评论、更新动态，好像沉浸在一种兴奋、新奇的状态中。

那一年，交友软件井喷式涌现——后来有人认为，交友软件成了许多离婚案例背后的“隐形杀手”。在2015年首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上，执行主席舒心说，2014年以来，通过微信、陌陌平台“交友”，或者找了“小三”发生婚外情的案例激增20%。

“交友软件是现代婚姻的‘隐形杀手’吗？”2015年，正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程萍，将这个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起点。她进入交友软件“刷来”（注：某知名交友软件，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论文进行了化名处理）“潜伏”了三年，平均每天会收到10名异性的搭讪，最后她筛选出28名具有明显婚外性目的的已婚男性进行个案访谈，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

程萍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了书。

程萍说，这28名访谈对象不像我们想象的夫妻关系都不好，有的回到妻子、孩子身边，会全心全意陪伴家人，承担家务，但时间空间相对自由的时候，他们在交友软件上“交友”。

据她观察，在这些访谈对象的婚姻关系中，有的“性和感情都不同步”，有的“感情同步性不同步”，还有的“感情和性都同步，在外面找点新鲜感对抗家庭生活的枯燥”。

她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有很多矛盾，考虑到孩子、财产分割、道德压力等现实因素，婚姻解体的成本太高，但性的需求，情绪需求，情感需求如果在家庭内部得不到满足，他们又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

【以下是澎湃新闻与程萍的对话】

“夫妻关系是很复杂的”

澎湃新闻：据你的观察，这些已婚男性网上“交友”，发展婚外情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程萍：我在书里面给他们做了一个归类和分析。第一种是圈子文化，比如说个案M26，他的网名叫“品味男人”，他是做生意的，在他的圈子里，带一个所谓的女朋友出席朋友聚会场合，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婚外交友是社会地位和个人能力的象征。

第二种是单纯为了性享受，在一些受访者的观念里，婚外性行为只是为了身体享受，纯粹的性是令人愉悦的，跟他是否已婚、是否彼此有感情无关。

第三种是为了彰显男性气概，比如M21是大型国企的中层管理人员，他本身工作能力很强，人也很强势，在性方面充满了探索欲。

第四种是婚姻平衡，M25、M28和妻子对于性的认知、观念存在差异，他们没办法和妻子谈论性的话题，比如M25的妻子总是催他快点睡觉，对性爱方面态度冷淡，他就会通过婚外“交友”获取在婚姻中得不到的东西。

澎湃新闻：28名访谈对象的婚姻关系通常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有了解他们的家庭分工模式吗？

程萍：我在访谈里面没有特别涉及到这类问题。但从他们描述中能看出，自由恋爱和相亲认识的都有。比如M01和前妻是自由恋爱认识，他的后一段婚姻则是两个人相亲认识，交往过程中发现彼此不合适分手了，但父母给了很大的压力，两人又复合结婚了。M28结婚前条件不是很好，他的妻子是当时他能找到的最合适结婚的对象。

此外，这部分已婚男性比较认可男人赚钱养家，承担家庭责任，这也是他们努力维持婚姻稳定性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妻子当中，只有一名是全职太太，其他的都有工作。

澎湃新闻：在他们的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是怎样的？

程萍：不是我们想象的夫妻关系都不好，有的夫妻关系还挺好的。比如个案M01、M21、M26，夫妻双方看起来相安无事，给各自的自由度都比较高，从来不看对方的手机，干涉对方去哪了，和谁在一起，但这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夫妻双方内心有点疏远？再比如个案M02、M22，夫妻异地的机会比较多，他们经常趁着夫妻异地的时候，释放一下自己。但回到妻子、孩子身边，他们又会全心全意陪家人，爱也是真实的。而M11的妻子对他非常信任，因为他每天上下班时间很规律，回到家也经常承担家务。

夫妻关系是很复杂的，有的夫妻性和感情都不同步，有的感情同步性不同步。还有的感情和性都同步，家庭生活让他感觉很安心，但是时间久了觉得枯燥，需要在外面再找点新鲜感来对抗这种枯燥。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以小说《双面胶》中的婆媳关系为例，提到婆媳矛盾给家庭带来的一些困扰？

程萍：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双职工独立承担照顾、养育孩子的责任是非常难的，时常需要婆婆或丈母娘的参与，婆媳关系容易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比方说个案M05，他是一名大学老师，注册交友软件的时间不长，他说“交友”行为是“给生活一个出口”。接受访谈时，他的孩子11个月大，他母亲到家里照顾，婆媳矛盾他两边都搞不定，所以他就不想回家，在单位里加班，实际上是在用交友软件，给自己找一个释放的出口。个案M01也因为婆媳矛盾，在小区单独租了一套房子给父母住，所谓“远香近臭”。M10则说，如果只给老婆打分，我打90分，如果考虑她的家庭，我给她打70分。

他们谨守“交友”与“婚姻”的距离

澎湃新闻：婚姻对于参与访谈的已婚男性的意义是什么？在他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婚姻的意义有发生过变化吗？

程萍：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意义是有变化的。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个案M01有过两次婚姻，他是一个把琼瑶小说全部看完的人，第一次婚姻时，他坚信世界上是有爱情的，他大学毕业原本在省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为了初恋回到县里做公务员，所以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奔着爱情去的，对待感情很忠诚，后来因为前妻的原因离婚。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自己又是家里的独子，有延续香火的压力。尽管夫妻感情淡薄，但因为孩子，财产分配，以及岳父母对他非常好，资助过他买房。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时候婚姻的意义是责任。

M28现在是国企管理层，当时结婚的时候，他的条件不好，选择的余地不多，他为了“完成任务”找了现在的妻子。用他的话来讲，他的妻子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很贤惠，把他和孩子都照顾得挺好。但是她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性，不够漂亮，不够有品位，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不多。但是妻子对他有恩，对家庭有恩，所以他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旦离婚，来自亲戚、朋友、同事的舆论压力将没法承受。

澎湃新闻：书中有提到：“婚外性方面，24人婚后有过‘交友’经历；2人婚前有过‘交友’经历；1人婚后有过婚外性（情）。”之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婚外性行为，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屏障吗？

程萍：这个问题我正好澄清一下。28名访谈对象中有24人有过“交友”经历，这里的“交友”经历就是网络话语中的“约炮”经历，虽然“约炮”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考虑公序良俗和出版审核，我们用“交友”替代它。而且在访谈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已婚男性不喜欢被用“约炮”来形容，他们喜欢叫找知己、红颜、朋友，用弱一点的字眼，美化自己的行为。之所以单独提到1人婚后有过婚外性行为，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在约炮，他觉得自己是带有感情的，和一个异地女性保持挺长时间这种关系。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身上是否存在共性特征？

程萍：这些人的时空自由度相对比较高，比如经常出差、异地工作，从事大家默认经常需要加班的工作，他们的妻子能监控到的时间空间比较少，所以相对有条件发生婚外“交友”行为。其次，他们的隐秘性比较高，比如回家卸载交友软件，或者把它隐藏到文件夹里，手机设置密码。

澎湃新闻：有少数没有发生过“交友”行为的访谈对象是什么情况呢？

程萍：M24当时刚刚用交友平台，使用时间不长。他是一个国企的高管，异地轮岗。他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很枯竭，但为了面子和孩子，拖了十几年没有离婚，在他的观念里面离婚是一种失败。所以他在平台上聊天，有两重渴求，既有性的，也有情感的。他想找到一个价值观趋同的女性，聊一聊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

M8是因为年纪比较大，50岁，做后勤管理，他对自己的事业不是很自信，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他对平台当中的一些规则、话术也不会用，他可能觉得有的女性看不上他。但他们大多数选择交友平台是对性方面有期待和需求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实践。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中有因为婚外交友行为给家庭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吗？

程萍：大多数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在交友平台上，一般不会使用真名，风险控制做得非常好。但也有少数“出过事”，M16开始时和交友对象提出三个原则——AA制、互不影响家庭、互不约束彼此，但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姓名和单位，结果后来女方爱上了他，希望和他各自离婚后重组家庭，他花了不少钱才摆平这件事。

M16的妻子是全职太太，从道德上，他的太太全心全意投入家庭，一旦要离婚，他背负的道德压力，财产分割的压力是很大的，他还有两个孩子，不可能为了女方放弃这些东西。此外，男性交友的时候基本上非常理性，不然也不会选择“交友”平台。

“中国的传统男性很压抑，在家庭中是硬邦邦的存在”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在交友软件上怎么呈现自己？

程萍：他们的个人资料并不是很丰富，因为他们本身不是真正地想交友，而是想寻求婚外性，所以不会在平台上展示太多信息，如果有熟人看到不安全，被“交友”对象了解太多，也不容易脱身。有的人会在网名和签名中表达自己的“交友”诉求，比如M11的网名是“猥琐的胖子”，M09的签名是“再不疯狂就老了”，M26的网名是“品味男人”。

澎湃新闻：他们“真实的自我”和熟人眼中“现实的自我”形象存在一些偏差吗？

程萍：会有偏差，比如说M28，他的熟人圈对他的定位是顾家、传统、老实，但他在访谈中说现在婚外性现象很普遍，“我这样的人都有了（婚外性），谁还会没有。”有的人为了吸引异性也会包装自己，例如M09对自己的定位很高，他是做医药销售的，对女性的生理结构比较了解，他觉得自己特别懂女性，他炫耀说自己很干净，每天都会换内裤，清洗身体，这点很多男性做不到。

能感受到他们在交友软件上更能放得开，有些跟熟人、妻子沟通不了的事情，可能更愿意跟陌生人聊，这也属于一种自我疗愈，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粗犷的，原始的疗愈方法。他们也会面对很多矛盾，比如传统的家庭主义和个人的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性、情感、道德之间的张力。他们需要解决矛盾，但有的人可能没办法离婚，情绪、诉求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所以在网上找到一个思想比较成熟，能够解答他的一些困惑的所谓的红颜，一定程度上抵消他在现实中的压抑感。

澎湃新闻：访谈对象普遍倾向于选择30岁到40岁，“安全、魅力”的女性交友，看重女性的内在气质，这些要求和现实中他们的择偶标准是否存在差异？ 这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还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程萍：他们在平台当中的择偶标准和他们现实当中择偶的标准差距不大，只不过在现实中种种原因，他们的择偶标准没有实现或者是打了折实现，但在交友软件上选择面广，他们坚持同样的标准，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选择受主客观因素双重影响。一般来说，年轻、漂亮、未婚的女性有恋爱市场，不太能接受“玩一玩”这种方式。30岁到40岁的女性，要么大龄单身，在恋爱市场受欢迎程度不高，要么婚姻不幸福，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也和他们需求“树洞”，有点感情阅历的女性更容易理解他们有关。

澎湃新闻：他们在现实当中实现不了的择偶标准，在交友软件上实现的可能性更大。那这部分女性和这些已婚男性交往的动因是什么？

程萍：其实我也很困惑。我本来是想做一个双性的研究。但是我在平台上主动联系一些女性，她们都不搭理我。我联系的女性都是发动态、照片挺多，一看就是希望被搭讪的。所以能看得出来，她们在平台上想吸引异性，并不想跟同性做很深层次的交流，或者说女性的警惕性可能更高一些。

澎湃新闻：这些已婚男性既害怕孤独走进婚姻，又时常想要逃避婚姻，出来一个人静一静，这怎么理解？

程萍：这是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婚姻对于男性有很多红利。比如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婚姻对于男性的收益比较大，组建家庭有老婆，有孩子，好像是男性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准形象和标准定义。他的香火得到延续，也有人照顾衣食住行。

但是婚姻里不只有面子，也有很多责任和压力，他要履行好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比如挣钱够不够花、工作有没有晋升、有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各种压力下他必须把他的自我压缩，一旦生活有了一定的缝隙，他愿意让自己缓一缓，出来释放一下。

澎湃新闻：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已婚男性中有的人跟妻子的关系是和谐的。那他们有情感诉求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自己的妻子交流？

程萍：有的和妻子的认知不同，无法同频共振。也有的是性方面不和谐，他的妻子不能理解他，他也不可能跟身边人说。所以他们找“交友”对象倾向于年龄在30岁到40岁，因为这个年纪的女性有比较丰富的情感阅历，可能更能理解男性说的一些话。

我的感觉是他们找的不是知己，而是“树洞”，找一个吐槽的对象，抱头痛哭一下，互相安慰一下，宣泄过后，各过各的生活。其实“树洞”这个角色也可以由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来替代，但现实中有多少人会去找咨询师？而且报班学心理咨询、个人成长类课程的，咱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女学员，男性真的很少。所以说中国的传统男性是很压抑的，好像他们在家庭里面是硬邦邦的一种存在。

澎湃新闻：他们会怎么去把握一些边界？

程萍：首先在目标筛选上，就要做好风险控制，比如选择年纪稍微大一点、独居、有过婚姻的女性，双方都认可互不干涉对方家庭的价值观。此外，要主动情感剥离，比如说M11有过一段越线的关系，他现在还很想念那个女性，但是他们都各自有家庭，知道自己的底线，不可能结合的，如果再交往下去，比较危险，出于婚姻稳定性的考虑，两人都各退了一步。

“我看到了更丰富的男性，这些问题也不是男性独有的”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处理作为女性用户和女性研究者的双重身份？

程萍：双重身份其实不太好处理。比如有的人会忽略我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份，问“约不约？”，如果约的话，他就接受访谈。还有人要求我给他介绍女学生，或者用照片、语言来挑逗我，所以我才从80名有过双向交流的男性用户中筛选出28人接受访谈。因为这28人能够理解我作为女性研究者身份，他们不会用“被搭讪者”的身份来定义我，他们的态度是中肯、真诚的。

至于作为女性用户，只要在交友软件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搭讪我，从而有更多选择访谈对象的余地。系统会自动根据我的地理位置的变化，给“附近的人”推荐我这个“新面孔”，从而收到更多打招呼的信息。我为了提高活跃度，经常发一些动态，比如最近看的书的摘录和名人名言。一方面，这样的动态比较符合我的真实身份，另一方面，可能会让男性用户觉得这个女性有点思想，有点文化层次。

澎湃新闻：相较于传统的婚外性行为，借助交友工具后，婚外性行为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程萍：首先，通过交友软件，选择面更广一些，在面向陌生人的交友软件上有很多女性的资料。而传统的婚外性途径无非两种，一种是去专门的场所找专业的，另一种是通过生活圈、工作圈、求学圈认识。

第二，更加速食、快餐化，在陌生人交友软件上，你只要发一段语音、一张图片或者发点文字“勾搭”对方，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很快速地推进，见面吃饭、看电影、发生性关系，不需要前期投入很多时间、情感、物质等。

第三，具备工具理性。在使用“交友”软件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并且控制风险的能力强，很容易隐藏自己。但如果嫖娼，显然会面临法律责任、生理健康、社会名誉等多重风险。

此外，通过研究观察到已婚男性在“交友”平台上不只是具有单一的性需求，也会享受搭讪，双方调情的过程，而且他们不介意告诉别人已婚的身份，因为“已婚”相当于一个免责公告，告诉女方“我不可能对你负责，你不要想太多”“大家就是相互娱乐下而已”。

澎湃新闻：“稳定性大于一切”是“中国式婚姻”所特有的吗？

程萍：无论中外，责任是婚姻最核心的东西，但是“稳定性大于一切”我觉得是比较中国化的。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婚姻解体是一种失败，而且现代婚姻解体的现实成本太高了，往往要围绕判定谁是婚姻解体的过错方、共同财产分割、孩子抚养责任分配等经历长期、反复的博弈和纠葛。所以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性，中国式婚姻比较多见的情况是高稳定、低质量。

书店里的《婚姻法》区域。

澎湃新闻：交友软件的使用对婚姻稳定性有怎样的影响呢？

程萍：研究发现，这些已婚男性使用交友软件恰恰是为了维持婚姻的稳定性，给自己找一个释放的出口。软件只是一个工具，人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性和主体性，他随时可以安装、卸载，他也可以选择上线、下线的时间。

借助交友软件的婚外性跟传统的婚外性比起来，成本、风险更可控，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这些已婚男性没有了网上 “交友”这种渠道，他也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宣泄出口，比如QQ漂流瓶、微信摇一摇、到酒吧认识，或者和周围同事、朋友“交友”。

澎湃新闻：亲密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否有所谓的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亲密关系？

程萍：亲密关系不是两个人的事，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理想的、现实的、传统的、现代的、家族的、个体的，环境的等因素，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需要有足够的智慧、知识、技术，在变动中维系亲密关系。

因为建立亲密关系这么费劲，要花很多精力、时间，消耗热情和耐心，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关系，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只是要看他愿意为了这个需求付出多少。比如夫妻关系里，他真的尽力跟自己的妻子沟通了吗？还是他只是有需求，但是没有努力去表达需求，或者努力让自己的需求找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释放端口。

澎湃新闻：做完这个研究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程萍：我们现在有一种社交障碍叫“恐男症”，可能有“男性是下半身动物”之类的刻板印象，但做完这个研究，我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多重张力，看到了更加丰富的男性。实际上，男性能够建立这种婚外性关系，必定有女性的参与，说明这种问题不是男性独有的，是把男性“他者化”了。

在这个时代，我们发展到了追求个体自由，追求个人空间，释放和满足个人欲望的阶段，和婚姻制度发生矛盾是必然的。这28个个案愿意接受访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内心里面没有那么安宁，他们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希望通过跟我的交流，了解女性的想法，了解社会其他人的看法。作为访谈者，我要保持价值中立，有一定的同理心，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

此外，现代教育里缺乏对恋爱、情感、婚姻的专业化教育，这些男性采用婚外性行为的方式自我疗愈，是很原始粗犷的，一旦被配偶发现，有很大杀伤力。我希望心理教育、情感教育能进一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