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谭友林：参加“七大”赴延安

谭友林，1915年2月出生，湖北江陵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五师、红九十六师政治委员，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第二团（185团前身）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在我党的历史上，党的“七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作为新四军的党代表之一，荣幸地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于1939年9月1日在涡阳以北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豫皖苏边区的形势与任务，制定进一步开创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选出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40年冬，按照党中央通知，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起程赴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临行前，我到八路军四纵队（即原先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去向彭雪枫司令员兼政委请示汇报工作。彭雪枫同志与我进行了一次难忘的谈心。他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说我工作积极，作风紧张，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有一股拼劲，完成任务好。还说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叫做心直口快。他在评论心直口快时说：“一个同志心直是好的，但口快就不一定好，口快容易出毛病，容易伤害别人的自尊心”。雪枫司令员这一热心诚恳、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我体会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彭雪枫司令员还就我离开以后，六旅旅长代理人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向彭雪枫司令员提出了建议，按照常规，应由副旅长吴信容代理旅长，但我考虑到吴兼任十八团团长，也未经过较大的战斗考验；而十六团团长饶子健同志是一位红军干部，经过长征的锻炼，尤其是在西路军失利后，他在新疆经过复杂情况的考验，政治上、指挥上都较合适，所以就建议饶代理旅长。

后来，纵队党委同意了我的建议，任命饶子健同志代理六旅旅长职务。不久，吴信容叛离了我党、我军，带领十八团4个连投向国民党反共军，这证明吴信容不具备代理旅长的条件。

我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左权同志向我了解了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的情况，我详细地向他们汇报与分析了这几个人叛变革命的基本原因。这件事，我一直记忆十分深刻。关于部队用干部问题是一个事关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搞任人唯亲，一定要任人唯贤。在和平时期，一个干部的优劣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影响不太明显，在战争年代就太明显了。确实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我与彭雪枫司令员分别前，他还交给了我两件任务。一是纵队司令部派了几名干部，准备把我军在板桥击落的日本飞机残骸运往郑州、洛阳等地展览，以鼓励抗战军民的士气，这次正好顺路，让我负责带队；二是让我到延安后将四纵队的战斗情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并给毛主席带去一套纵队政治部办的《拂晓报》，毛主席对《拂晓报》很关心，并亲自题字庆贺。

从地图上看，从苏北萧县、砀山到陕北延安的距离并不算远，但那时沿途的形势十分严峻。当时，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被粉碎，国民党军队又把进攻矛头转向华中新四军。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限令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这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也是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前奏。侵华日军当时则正在推行“囚笼政策”，即采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分割、封锁、“扫荡”抗日根据地，给我军作战造成很大困难，使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要通过敌伪的层层封锁线，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从华中地区同路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新四军代表，还有戴季英、郭述申两位同志，他们两人各骑一匹马，我则骑一辆自行车。这是因为考虑到自行车钢管内可以隐藏机密文件，便于通过敌伪的封锁线。

我们行抵洛阳附近的龙门时，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新四军既然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视为“非法”，我们几个人的沿途麻烦就更多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早点抵达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简称“洛办”），听候上级新的指示。

一个阴雨的夜晚，戴季英、郭述申乘马前进，我仍骑着自行车。路两侧是小沟，道路窄而不平，天黑夜雨，什么也看不清，我一下子撞到路旁的一棵树上，车倒人跌，面部擦伤多处，鲜血直流。后来被人救往医院治疗。我说，还有一个同事在后边，在他们帮助下，我与警卫员又会合了。

到了“洛办”，接党中央电示，说形势有变，不易通行，要我们不要再去延安，返回原地工作。这时，又听说“洛办”负责人政治上发现问题，所以，我们对“洛办”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将信将疑。我们几个人商量后，认为前进有困难，但返回更麻烦，只要从这里北渡黄河，就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活动地区；遂决定继续北上。我们辗转反侧，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又从那里继续西行，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未能按原计划如期召开，直到1945年4月才在延安召开。

我们到达延安不久，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从敌后各根据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的军队代表，组成军事高干队，由杨勇同志任队长，我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军事高干队并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为开好党的“七大”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当初离开新四军赴延安参加“七大”时，预计只有两、三个月时间，没想到一走就是5年。在延安的5年时间中，一方面为自己能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学习感到十分荣幸；另一方面又朝思梦想新四军的战友们。当我获悉陈老总率领新四军各部队，分别向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以及沪宁路等地，举行大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收复城市38座，解放了华中各省的广大国土的特大喜讯后，我喜出望外，夜不能眠，为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而激动，而欢呼！

“七大”闭幕以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中央号召全国派干部支援东北战场，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与温玉成同志一起带领一批青年干部，奔赴了东北战场。

编发：拂晓哨位

作者：谭友林

推荐人：王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