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号将军是什么 三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
杂号将军是什么 三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
很多人可能听过“杂号将军”这个称呼,在三国时期,可以说有不少武将都是“杂号将军”。这个称呼就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光凭“杂”这个字,听起来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那么历史上这些杂号将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称为杂号将军?而且在三国时期的杂号将军非常多,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就让的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杂号将军的来历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蜀汉的杂号将军,是刘备用来“明尊卑、收人心”的利器。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克成都,大封群臣,赏赐巨亿。乃至元勋四人(关、张、葛、法)竟每人分到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蜀锦千匹、珍宝无数。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蜀书六 张飞传》
类似的“强盗分赃行径”历代皆有,固无足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刘备集团的“将军名号”,亦自此猥滥。
两汉立国各二百年,前汉将军号共47种、后汉将军号共75种。蜀汉立国不足半个世纪(221-263),将军号竟多达62种。注:具体数字引自洪武雄《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甲篇第一章。
虽然乱世中军事活动频繁,将军名目增多情有可原;但如果熟悉《蜀书》,会发现蜀汉政权内部,挂将军名号者,大抵不掌兵。真正统军之人,是领军、典军、护军、监军;以及军师和参军这类职位。
蜀汉“将军号”的作用,实际是表示“班列位阶差异”(品级)。换言之,在两汉制度里“秩阶二千石”的偏裨杂号将军,在蜀汉政权中、已分化出不同的朝班次序。因此,刘备入川后滥授将军封号,便很好理解。即借用“不同的将军称号”,来确定阵营内部的高低位次,达到尊卑有序之目的。
另外,因为刘备地盘有限,无论是郡守、还是令长,可授之官均不为多。因此“无常事、不常置”的将军职位,因为“没有定员限制”,便成了肆意增设、笼络人心的武器。一言蔽之,刘备滥增将军封号,实际是“穷生奸计”的不得已。而新设的诸将军,又在“劝进大业”上助力刘备,可谓一石二鸟。
2、所谓“将军号”
将军者,顾名思义,是“将”(统御)“军”(部队)之意。领军者即是将军。两汉将军名号极为有限,除了固定的“八重号“外,其余均为遇战事则临时任免,战罢则撤销职务,属临时性质。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后汉书 百官志》注: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四方将军合称八重号。重号将军,班在公卿之列。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后汉书 百官志》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蔡质《汉仪》
特殊情况下、大将军可以“班在群僚之右”。东汉诸帝早夭、往往幼主临朝,大将军由外戚首领担任,有辅政之权。
重号之下又有杂号。杂号将军金印紫绶(同于公卿)、秩阶二千石(同于郡守),亦属高阶官职。这类杂号,因为颇具“临时任免”性质,往往会冠以“任务名称”或者“部队特性”;如“讨虏”“平寇”“楼船”“伏波”“强弩”“骁骑”等等。或冠以美称,如“奋威”“奋武”“扬武”“扬烈”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刘备入川后,新设的诸杂号,秩阶与汉制的“二千石”已经明显不同,出现了不少班在“五校尉”(比二千石)之下的“将军”。这批“低阶杂号”,实际秩阶大约在“千石”甚至更低。
比如在荆州充当长沙太守(二千石)的廖立,随刘备入川后,授予的将军号居然位在五校之下(比二千石),相当于连降三级。导致廖立破口大骂,称“所托非人”。
(廖)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指诸葛亮)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诸葛亮集》诸葛亮闻讯,意味深长地表示“李严的杂号将军,亦班在五校之下”。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指李严)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诸葛亮集》
有低阶就有高阶。如安汉将军糜竺,因为定策大功,班在九卿之上。注:见《劝进表》,安汉将军糜竺,班在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之上。可知安汉将军位次远超九卿,拟于三公。
考虑到彼时刘备以“左将军”(四方重号)身份授官,可知蜀汉政权中,四方将军(前左右后)位在上公。很好理解,谁让开国皇帝是“左将军”呢?就好像利比亚昔日的最高军衔是“上校”一样。注:卡扎菲上台时,军衔是上校。故利比亚长期以“上校”为最高军阶。
可见,刘备麾下的诸多杂号,已经出现明显的地位差异。群僚虽然皆冠“将军之名”,实际班次却有“云泥之别”。
3、将军号的妙用
“无定员、不常置”的杂号将军,是笼络人心的利器。将军号的猥滥,事出不得已。毕竟刘备这种成型未久的“草台班子”,首领官止“左将军”(中二千石),能授予的职务,顶天到郡守(二千石)、令长(四百至六百石)。
尴尬的是,当时刘备手里也没几个郡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平日里,群下的职位大抵是“参/署左将军府事”、“左将军从事”等等,相当于没有汉廷的正式名分、只是跟着刘备瞎混而已。更不必说自徐州叛乱(199)后,刘备的左将军名号也被曹操褫夺,转授辽东公孙家族。
荆州时代(201-208),刘备麾下最高的官职,不过是“偏将军”关羽、糜竺,与“中郎将”张飞。这哥几个也没有根据地,只能跟着刘琦、刘备狼狈地混饭吃。赤壁战后(208-211),刘备南征四郡(武陵、零陵、长沙、桂阳),众兄弟才算有了栖身之所。关羽也终于从偏裨将军,升格为“荡寇将军”(杂号)。但其“襄阳太守”依然是遥领,襄阳实际在曹魏手中。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蜀书六 关羽传》
总而言之,没有“资本”是刘备最大的问题。想封个太守,都只能画饼充饥。更严重的问题是,有限的地盘中,郡守已被瓜分完毕(关、张、赵、葛、廖立、郝普)。而县令、县长则是鄙陋小职,无法收拢名士之心。比如零陵大族蒋琬,与表弟潘濬、刘敏皆为荆州俊才。刘备入蜀、征召蒋琬为广都县长,结果蒋琬嫌弃官儿小,竟终日烂醉,消极怠政。导致刘备视察时,蒋琬还在“神游爪哇”。
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蜀书十四 蒋琬传》当时备大怒欲杀琬,诸葛亮请托得免。其实刘备暴怒,恐怕出自蒋琬轻视自己“所授官小”的恼火。蒋琬也不想想,当年刘备为了一个“安喜县尉”,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差点儿被张纯叛军杀掉(187)。如今给了蒋琬县长之位,竟不知满足,也难怪刘备大怒。
县长四百石、县令六百石,大族出身的名士,根本看不起这点儿微薄的俸禄;甚至会嫌弃官小位卑,拒绝征召。东汉“养志隐士”,非“公车征召”不至,即如此类。注:“隐士养志”(沽名钓誉)的案例多到数不清。有些入戏太深的,甚至“公车征召”亦不肯出仕。详见《后汉书》、《三国志》,文多不载。
因此,入主成都,割据益州之后(214),刘备便要另想对策。
因为荆州郡县有限,益州郡县也不为多,更不用说还有刘璋旧部、益州土著、东州集团等势力亟待安抚。刘备初入川,不可能完全剥夺旧人的权力、来补偿新人。因此,如何安抚新、旧势力,便成为刘备集团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将军封号,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因为将军之职,本为征伐所设;遇有战事即授予,战罢则收归朝廷,属临时性质的职务。因此“无常事、不常置”也“无定员”。换言之,将军号是一个可以“无限授予”的高阶职位。
这完全符合刘备的需要。毕竟刘备不像曹操家大业大,刘备手里那点儿可怜的郡县数量,只怕“一个县城设置八个县长”都不够分,只好另辟蹊径,利用“秩二千石”的杂号将军,笼络人心。于是 刘备集团中,昔日的穷亲戚、穷哥们儿遂一夜鸡犬升天。
著名的“谈客三人组”(糜竺、简雍、孙乾),不过是耍嘴皮子的说客,未尝有所统御,均授将军封号。孙乾秉忠将军、简雍昭德将军、糜竺安汉将军,位在卿上。
益州既平,拜(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蜀书八 糜竺传》先主定益州,乾自(左将军)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见礼次麋竺,与简雍同等。--《蜀书八 孙乾传》先主拜雍为昭德将军。--《蜀书八 简雍传》
简雍是个满口黄段子的无赖,仗着“刘备发小”这层关系才做的将军。他这个所谓的“昭德”(即光大德行)完全名实相悖,平日里是个“瘫腿箕坐、优游讽议”的政治混混,哪里有半点儿“昭德”之美!(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適;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蜀书八 简雍传》
还有镇远将军赖恭,在交州刺史任上、被苍梧太守吴巨驱逐,不得已投奔刘备。按《吴书》所言,赖恭是个“昏头昏脑、不晓时事”的腐儒。这种糊涂虫竟也一夜间跻身“将军”之列,可笑至极。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吴书八 薛综传》
刘备入川,鸡犬升天,几乎人人皆为将军。但真正“有领兵之权”的将军,依然还是关张赵葛那班旧人,其余诸“将”,不过备位充数而已。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刘备资业有限,不得不利用“不设定员”的将军封号,擢拔群士、笼络人心。
4、刘备的小算盘
将军名号,除了可以收拢人心,另有“自抬身价”的作用,为称帝劝进做准备。刘备入川之始,诸葛亮便对刘巴说“主公收合文武、欲定大事”,即指篡代称帝之事。换言之,刘备称汉中王(219)、称皇帝(221)的计划,实际是前后手。亮曰:“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零陵先贤传》
这就需要“劝进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历地位。最好是前朝的三公九卿;至少也得是个将军、尚书。如果“劝进者”是一群县令、县长,那就显得“新政权的格局”太过猥琐,没有朝气,好似“割据小朝廷”一般。因此,刘备称王时(219),便需要手下地位尊贵、至少也得是杂号将军。刘备称帝时,需要的便更多。
这也能解释为何廖立、李严初受的将军号,班在五校尉之下(214);但刘备晋位汉中王之后(219),便直接滥封了“四方将军”(关张马黄)与尚书令(法正)。这是因为称王(219)仅仅是称帝(221)的前奏。称王的劝进者,杂号将军即可;称帝的劝进者,非重号将军不行。个中道理显见。
旧社会里要推举个县长,只需县里的地主大户、流氓恶霸即可。但推举个市长,“县级大户”便显得轻了,非得城里的商会头子、保安团长不可。这也是《汉中王劝进表》中,群臣上书中“海内英雄望风归附,可惜刘备爵号不显”的政治隐喻。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刘备)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汉中王劝进表》
换言之,想收罗英雄,必须身居高位。而身居高位,便自然有了更大的权力,来敕封更高的官职,进而巩固法统,收揽更多的人才。相比曹操在《让县自明书》里“孤本非岩穴知名之士”的自谦,刘备在自领汉中王时、自诩的“孤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便显得特别妄自尊大、急不可待了。孤(曹操)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让县自明书》
先主上言汉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蜀书二 先主传》其实并非纯粹出于僭越之心,而是不得不自抬身价,以镇抚四方。非其本心、时势所迫耳。
5、小结
刘备入川之初、滥增将军名号,其实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行为。彼时(214)地盘有限,且川中势力盘根错节,在无法剥夺旧人权力的限制下,如何“安抚新人、收罗俊才”,便成了刘备的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具有“临时性质”而又“无定员限制”的杂号将军,便成了安抚臣僚的利器。乃至出现部分杂号将军、班在五校之下,引发廖立等人的怨恨。
然而“安抚群下”只是前奏,刘备大封将军,实际是在为之后的“称王称帝”做准备。毕竟想推举国王,“府吏”、“县令”、“郡守”实在难堪大任。《劝进表》中最好是清一色的将军头衔,显得“有里有面儿”。这样,蜀汉小朝廷虽说是“关门自嗨”,也不至于“太过跌份”。
在此原则指导下,刘备集团中的谈客、关系户、政治混混这类“从未领兵”的闲散人员,一夜间皆得“将军”之号,沐猴而冠,可笑至极。蜀中将军封号的猥滥,也自此(214)而始。后主时代典兵者,大抵冠以都督名号,另有领军、护军、监军、典军,甚至军师、参军等临时性职务、逐渐取代将军,成为实际的掌兵之人。
蜀汉将军名号的猥滥、始自刘备入川的滥封。但若无刘备之滥封,“僭越自立”也便难以成行。毕竟刘备虽“有心践祚”,也需要“劝进者”具备一定的身份地位。这在益州群臣所谓“刘备爵号不显、难以相率”,以及刘备自叙“臣荷上将之任、督董三军”的迫切态度中,即可清楚洞悉。大封将军,实际是为了“晋位九五”。
后主世,便借用临时性称号(典军、领军、护军等)统御军队,而将军之号,则演化为位阶的标志。此即阎步克在《官阶制度引论》中描述的“官职的爵位化、秩阶化”云云。实职不断虚职化、位阶化;最终被“差遣官”(临时职务)所取代,重新构建新朝的官制系统,是四千年信史中循环往复的故事。历史在不断重演,而人们又总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看刘备滥封之事、可知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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