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书协主席沈延毅，书法生拙老辣，一人撑起北方碑学高地

沈延毅（1903年—1992年），字公卓，号述菊、天行健斋主。出生于辽宁盖平县，20世纪书法大家，曾任中国书协理事、辽宁省书协主席。

沈延毅

如果仅仅从简单的介绍来理解沈延毅的书法，以及他在现代书法史上的地位，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除了书法上取得的高度，沈延毅先生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对地域书法风气的影响。对此，启功先生评论沈延毅先生时，说的一句“如今魏法在辽东”，算得上极为精准。

沈延毅书法

1984年，启功先生有诗赠沈延毅先生，全诗为“白山黑水气葱茏，振古人文大地同。不使龙门擅伊洛，如今魏法在辽东”。

诗的前两句说沈先生的家乡文化积淀深厚，后两句说魏碑书法原本在洛阳龙门，而现在却转到了辽东。诗背后显然是赞扬沈延毅先生魏碑书法已成当时之冠。

沈延毅书法

碑学兴起于清，按理说南北书法风气应是“北碑南帖”，但到了民国时期，大批书法家移居上海，碑学的中心也随之南移。颇有意味的是，清末民初的碑派书法大家中，也是南方人居多，比如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曾熙等，均为南方人。在这些一流碑派书法家中，仅有于右任一位是北方人。

因为碑学的中心集中在南方，所以在全国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碑学大家。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有所变化，但有影响力的大家如沙孟海、陆维钊、胡小石等，仍是南方人。

沈延毅书法

在这种背景下，沈延毅作为碑派人物坐镇东北书坛，便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他不仅使碑学在远离碑学中心的东北奠定了根基，而且使碑学成为东北现代书法的传统。从这个角度讲，沈延毅算是一人撑起了北方碑派书法的高地。

沈延毅的书法，虽然多以行书示人，但却是纯粹的碑派笔法。他走上这条取法的道路，应该有两条原因，一是循着清末民初崇尚碑学的风气，二是康有为在旅居大连时对他的悉心指点。

沈延毅书法

沈延毅所处的时代崇尚碑学，他的书法取法自《石门铭》《魏灵藏》《刁遵》《杨大眼》《始平公》，都是典型的碑派书风。虽然亲受康有为指点，但他的书法中却没有明显的康体风格。

康有为于碑学虽极力推崇魏碑墓志，称“穷乡儿女造像”皆自成家，但自己却并不染指，极力回避方笔作书，而是以圆笔取势。故而，在碑学审美观念方面，康有为偏重《石门铭》《六十人造像》高逸圆融一路，而对《龙门二十品》则不感兴趣。

沈延毅书法

沈延毅的书法却是纯用方笔，很少用圆笔，行笔、结体反倒能够看出受沈曾植影响较深。沈延毅似乎对于碑学情结强烈，所以他的书法少见碑帖兼容，而是在保持碑派书法的严整气象下，加以夸张变形；用笔更是纯粹以写碑笔法为之。

从正面来说，对碑的夸张变形，使沈延毅得以不拘囿于一家一碑的单一面目，而避免走上李瑞清死于《郑文公》的老路，从而使他的书法保持着一种多元、生拙的风格特征。从反面来说，由于沈延毅缺少明确的风格意识和碑帖融合意识，因而，使他的书法个性风格不够突出。

沈延毅书法

事实上，近代碑学大家都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碑、帖的风格范式来建构自己的书法审美风格的。如康有为之于《石门铭》，沈曾植之于二爨和黄道周、吴昌硕之于《石鼓文》等。

沈延毅书法之失在于，没有在深悟一碑一帖的基础上通过碑帖兼融，建立起统一的书法个性风格，而流于碑学风格的泛化。欲论其碑法的生拙之气，沈延毅自是一家；而若论其风格卓荦，则沈延毅在现代碑学家中显然难以占据一流的地位。

沈延毅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