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洋面孔”，庄士敦 如何终结千年太监制度？

在中国历史中太监群体曾是宫廷权力结构中独特且复杂的存在。他们的身影穿梭于宫廷的红墙黄瓦之间，见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

谁能想到，在这个群体走向终结的关键时刻，一位西方人——庄士敦，竟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改写这段历史的意外推手。

庄士敦，187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中产家庭。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898年通过英国殖民部考试，以殖民部东方见习生身份前往香港，就此开启了与东方世界的不解之缘。

1901年，凭借自修获得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深厚的学术背景让他在日后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中更具洞察力。

1902年起，他深入中国各地，探寻民风民俗，1904年出任威海卫代理华务司，从此与中国儒家文化紧密相连。

此后十几年间，他游历中国二十多个省份，出版《从北京到曼德勒》《佛教中国》等著作，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1919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经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举荐，庄士敦成为溥仪的帝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在紫禁城中，庄士敦为溥仪带来了全新的知识体系。他教授英语，让溥仪得以接触国际语言；传授天文知识，拓宽溥仪的宇宙观；讲解欧洲法制史，为溥仪打开西方政治法律的大门。

同时，他积极向溥仪普及国内外社会变革，让溥仪在封闭宫廷中也能知晓世界的发展趋势。

然而庄士敦很快发现，围绕在溥仪身边的太监群体，是阻碍溥仪成长和宫廷变革的一大顽疾。

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来自苏格兰的帝师》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庄士敦与太监的初次冲突。他与溥仪相见时，太监们围上来讨吉利索要钱财，庄士敦却索要收据，这一西方人的行事方式让太监们惊恐万分。

在庄士敦眼中，太监是肤浅、谄媚、贪婪之徒，他们营造的不良氛围严重影响溥仪的成长。

随着时间推移，庄士敦还察觉到主管太监的内务府存在巨大腐败问题。他发现，内务府官员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敛财，日本有些官员一年就能通过腐败敛财二十多万英镑，而在中国宫廷，内务府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比如宫中过节挂灯笼，本只需从街上雇人花费不到十元钱就能完成的事，内务府却要抵押珍贵玉器和瓷器，花费数千元。溥仪四岁时，厨房每月为他烹饪240只鸡和鸭，这种铺张浪费令人咋舌。

为改变这一局面，庄士敦鼓励溥仪参与重组宫廷体制，调查内务府的奢侈浪费行为。一场针对紫禁城内珍宝的清查行动就此展开。

庄士敦与溥仪一家

溥仪知道，紫禁城内众多房间存放着无数珍宝，有些尘封数百年，有些被变卖偿债，但具体情况无人知晓。

1923年6月27日，一场大火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就在溥仪准备清查建福宫宝藏前夕，大火将这座宝库付之一炬。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种种迹象表明，纵火者极有可能是害怕罪行败露的太监。

庄士敦称这场大火是“灾难性的”，被毁宝藏价值约1000万元，其中包括近3000尊佛像、一千余幅绘画、近2万件祭坛金饰、瓷器、玉石与青铜器，还有大量珍贵书籍和黄袍。

这场大火让溥仪对太监的背叛愤怒不已，1923年7月15日，他下旨驱逐太监，要求他们1小时内出宫，仅留50名侍奉皇太妃。

这一举措标志着宫廷向新时代迈进，庄士敦也承认这是划时代的大事。

溥仪决定遣散太监，建福宫大火是导火索，太监的腐败和宫廷节省开支的需求是主因，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思想观念则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他常向溥仪提及西方文明国家对太监制度的批判，让溥仪对这一制度产生反感。

庄士敦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27年他重回威海卫，负责归还事宜，1930年参加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担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和英国外交部顾问，继续传播中国文化知识。1938年，他病逝，享年64岁。

庄士敦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出现，带来了多层面影响，其作用范围远超当时宫廷，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连锁反应。

在文化层面，庄士敦与溥仪相处期间，系统地向溥仪传授西方知识。

他讲解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史诗到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阐述不同时期文学对社会和人性的呈现；介绍西方艺术流派，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分析各流派绘画、雕塑的风格与创作理念；引入西方哲学思想，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到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拓宽溥仪的思想视野。

这些知识输入极大地影响了溥仪的观念。

溥仪离开紫禁城后，在天津生活时，其生活方式出现西化倾向，关注西方科技产品，这明显体现出庄士敦文化启蒙的作用。

这种文化交流也为宫廷文化注入新元素，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封建文化的封闭性。

政治层面，太监群体在封建宫廷权力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他们与后宫、朝廷官员相互勾连，形成庞大利益网络，干预皇室事务与朝廷决策。

太监被遣散后，宫廷权力结构发生剧变，出现权力真空。这使得一些年轻皇室成员和倾向改革的官员有机会推动宫廷政治变革，他们尝试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制度，改变以往的决策模式。

同时，这一事件经各种渠道传播，引发社会各界对清室小朝廷未来走向的关注与讨论，影响了当时的政治舆论氛围，促使更多人思考政治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为之后的政治变革营造了舆论环境。

社会层面，太监被驱逐事件在当时社会引发广泛关注。通过口口相传和报纸等媒体报道，这一宫廷变故迅速在民间扩散。

民众对宫廷内幕向来好奇，此事件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也引发社会对封建制度残余的反思。

在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的背景下，太监群体作为封建制度的典型代表被清除，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现实例证，促使民众更深刻地认识封建制度的腐朽，推动社会思想进一步解放。

庄士敦回国后，在伦敦大学担任汉学教授，将在中国积累的丰富资料与深刻感悟融入教学。他在课堂上详细讲解中国历史变迁、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从古代王朝的兴衰到近代社会的变革，让西方学子深入了解中国。

他还参与学术研讨和社会活动，分享在中国的经历，其著作和言论在西方广泛传播，尤其是关于中国太监覆灭的讲述，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封建制度瓦解的重要内容，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近代历史复杂性的认识。

不过，庄士敦的行为引发争议。有观点认为，他作为外国人，对中国国情和历史背景理解有限，却深度介入中国宫廷事务，背后可能存在西方势力的政治意图。

他的一些建议或许是为迎合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渗透需求，试图通过影响溥仪改变中国政治格局。但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他推动了中国宫廷制度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变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

回顾这段历史，庄士敦与中国太监群体的故事，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具体体现。

它表明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

在全球化的当下，这段历史仍具启示意义，提醒我们重视不同文化交流，在历史变革中积极探索、不断前行，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

庄士敦参与的这场中国太监覆灭记，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特殊历史事件。

他以西方人的视角和理念，在不经意间推动了中国宫廷制度的变革，成为这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也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独特视角。

部分文本素材来源@北大老杨说文博